杨富学 | 回鹘研究70年的成就与展望
对回鹘语文献及其相关历史文化研究，一个多世纪来，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关注，可以说是回鹘研究的主流。
我国学术界对回鹘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边疆动荡，民族危机，学者们以救亡图存为己任，开启了回鹘历史文化的初步研究。然而，受条件所囿，彼时的研究一般局限于对汉文史料的利用，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据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回鹘语文献。
国内学术界对回鹘语文献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50年代，冯家昇先生开其先河。他于50—60年代先后发表了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和多件回鹘文契约，同时，冯家昇先生还与程溯洛、穆广文二先生合力编著《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作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丛刊》第2辑由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于1955年内部编印。此后，回鹘文与历史文化研究基本中断。
及至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回鹘研究复兴，耿世民等编著古代突厥文献教材《古代突厥文献选读》（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编印，1978年）、《古代突厥语文献语法》（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编印，1979年）和《古代突厥文献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编印，1980年）等，开启先例。此后，回鹘语文献研究形成热潮，以耿世民、李经纬为先声，伊斯拉斐尔·玉素甫、多鲁坤·阚伯尔等踵其后，当前活跃于这一领域的学者张铁山、阿布都热西提·亚库甫、牛汝极、尚衍斌、杨富学等也于这一时期崭露头角，出现了多种研究回鹘文文献的著作，如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阚白尔、阿不都克由木·霍加研究整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耿世民《弥勒会见记（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 Die ersten Fünf Kapitel der Hami-Versionder Maitrisimit）》（威斯巴登，1988年）、耿世民《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和《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回鹘历史文化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涌现出一批回鹘研究的著作，如程溯洛《唐宋回鹘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牛汝极《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邓浩、杨富学《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李增祥等《回鹘文文献语言简志》（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年）、尚衍斌《元代畏兀儿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等。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电脑技术的普及和回鹘文文献公刊步伐的加快，回鹘研究进入飞速发展时期，涌现出来的成果更是不胜枚举，举其要者有牛汝极《回鹘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刘戈《回鹘文契约文书初探》（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李经纬等《高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张铁山《回鹘文献语言的结构与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杨富学《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民族出版社，2007年）、耿世民《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李树辉《乌古斯和回鹘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杨富学《回鹘与敦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杨蕤《回鹘时代——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热孜娅·努日《巴黎藏回鹘文诗体般若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张铁山《古代维吾尔语诗体故事、忏悔文及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回鹘文诗体注疏和新发现敦煌本韵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古代维吾尔语赞美诗和描写性韵文的语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刘戈《回鹘文契约断代研究》（中华书局，2016年）、杨富学《回鹘摩尼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朱国祥与张铁山《回鹘文佛教文献中的汉语借词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年）等。
在回鹘研究中，长期受到忽略的回鹘文题记也于近年引起重视。松井太、张铁山等对回鹘文题记的研究做出了贡献。通过题记释读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大部分题记都写成于元代晚期，莫高窟回鹘文题记书写者来源地主要是肃州（酒泉）和哈密，榆林窟书写者则主要来自肃州、哈密和沙州（敦煌），而这四个地方都是蒙古豳王家族的辖区，该家族拥有四个王号，一为豳王驻肃州（酒泉），二为肃王，驻瓜州，三为西宁王，驻沙州（敦煌），为豳王的析出者，四为威武西宁王，驻哈密，为沙州西宁王之析出者。四王辖地回鹘人众多，文化发达，与蒙古人水乳交融，最终于明初以沙州、瓜州为中心形成了黄番，即今日的裕固族。过去学者常依据民歌《我们来自西至哈至》而把裕固族的来源地追溯至吐鲁番或中亚某地。根据敦煌出土文献、敦煌壁画以及回鹘文、蒙古文题记，可把裕固族的起源地确定在敦煌、瓜州，形成时间应在明初，此说引起了裕固学研究者的认可与共鸣。这一问题的解决，既为裕固族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前景，也为敦煌历史增添了裕固族这一新内容，其重大学术意义正在逐步彰显出来。
通过回鹘文题记可以解决敦煌石窟中比较难解的问题，如莫高窟409窟到底是回鹘窟还是西夏窟学术界争论不休，有的甚至将其当作典型的西夏窟看待。然而，近期通过高清摄像技术，终于确认窟主头部所写回鹘文题记（肉眼可看出来回鹘文墨迹，但不借助先进工具无法释读）的内容为ArslanQan（狮子王）。这就明白地告诉我们，该窟属于回鹘窟无疑，应属于比较典型的回鹘窟。
已故北大著名教授邓广铭先生曾经说过，学习历史，须掌握四把钥匙，一为年代，一为地理，一为目录，一为职官制度，已经说明了目录的重要。具体到回鹘文文献而言，编制这种目录显得更是迫在眉睫，因为回鹘文文献的流失尤为严重。举个例子说，当年斯坦因、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挑选古代写本，斯坦因重于画品和保存较好的写刻本，伯希和则更重于收集社会经济文书和有题记的经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不放过任何一件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以至于莫高窟藏经洞的回鹘文文献被搜罗一空，只有一件小残片漏网，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敦煌相比，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献更多，大多流散于国外，以德国居多，此外，法国、土耳其、英国、俄罗斯、日本、瑞典、韩国、芬兰等国也有收藏。国内收藏的回鹘语文献也很分散。
上述这种分散状况势必会给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带来不便。如果能够编制一份海内外收藏的回鹘语文献总目，让研究者有一个明细的账目，无疑会给今后的研究带来便利，否则常会有大海捞针之感。1993年，在陈国灿先生组织下，朱雷、荣新江二先生携本人合力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后来出版了《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由陈国灿、刘安志编，2005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刊行。二年后，又推出《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荣新江主编）。本人负责二书中的回鹘文部分，但由于受条件所限，尤其是当时很多文献没有刊布，所收内容不是很全。加上体例所限，仅收录吐鲁番发现的写本，其余诸如敦煌、哈密写本，各种壁画题记、石刻等都没有收录，故而算不得完备的“回鹘语文献总目”。
近年，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已经开始分门别类编制回鹘文文献总目，如《柏林藏回鹘文摩尼教文献总目》、《柏林藏回鹘文法华经文献总目》、《柏林藏回鹘文金光明经文献总目》等，内容详备，但柏林以外的藏品都未收录进去。如何编制一种比较简明而全面的综合性目录，尚有很远的路程要走。
还有一个问题是，国内学术界畛域分明，条块分割严重，就回鹘来说，研究历史者大多不精通回鹘语，而研究回鹘语者又大多不专精历史、考古，研究局限性非常明显。当年耿世民先生作为语言学家，对回鹘历史也给予了很多关注，故而其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欧美、日本学者大都语史兼通。这一优良传统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
进入21世纪，就回鹘研究著作的发表言，可谓形势喜人，若纵观前景，却又不容乐观。随着前辈学者耿世民、李经纬先生的先后去世和以伊斯拉斐尔·玉素甫为代表的一批老学者的退休，目前活跃于学术界的大多为1960年代出生的一批具有过渡色彩的学者，而本应承担大任的1970年代与1980年代出生的学人却数量偏少，成就突出者凤毛麟角，尤其在回鹘文研究领域尤其显得突出。
其实，当前国内学习回鹘语文者不在少数，以回鹘文获取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者同样不在少数，但崭露头角者终觉稀少。究其原因，一是受大环境影响，似乎有志于回鹘学这门苦学问者越来越少；二是当前的教育体制重考试、重形式而不重能力的教育方式很难培养出回鹘研究所需要的拔尖人才（不惟回鹘文，其他很多少数民族文字研究领域同样都面临类似问题）；三是急功近利的学风盛行，贻害社会，贻害人才培养，这在教育部门表现尤为明显。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寻找一条适合于培养拔尖人才的新路子。在本科阶段要抓好基础，在攻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期间，给以宽松的学术环境，不要施加发表论文之类的额外压力，使其能够静下心来学习，多看能力少看分数，加上当前良好的生活条件与研究手段，“江山代有才人出”才是，至少应不至于新兴不久的回鹘文研究再陷后继乏人的尴尬境地。
编按：本文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4期，第62~65页。
长按二维码以识别，期待您的关注！